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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誤解之一：“科”“技”不分，以“技”代“科”

誤讀、誤解首先就體現(xiàn)在，我們雖然花了很大的力氣去研究科學，中國人民也特別熱愛科學，但是我們的成效卻相當不令人滿意。中國有全世界最多的智力人口，中國舉國上下有最強烈的熱愛科學的沖動，但是每年的諾貝爾獎基本都跟我們沒有關系。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更不要說這幾年以來，當國際合作出現(xiàn)問題的時候，我們就有一種很強烈的卡脖子的感覺，這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原始創(chuàng)新乏力，我們的后勁不足。所有這一切當然有很多原因，在我看來，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對科學有一些非常系統(tǒng)、非常無意識的誤解。
我覺得最大的一個誤解就是“科”“技”不分。昨天我們胡翌霖老師給大家講過什么是技術，我想技術當然是一個我們比較熟悉的事情，或者說至少是表面上很熟悉的東西，但是“科學是什么”，我們其實不清楚、不熟悉。相反，在我們中國人的日常語言里面，“科學”和“科技”往往是不分的，一說“科學”很容易說成“科技”。比方說我們清華大學科學史系總是被叫成科技史系，包括我們校內(nèi)的一些領導都說你們科技史系怎么怎么樣，我說我們是科學史系，他說對，你們科技史系。
我們就下意識地、無意識地把“科學”轉(zhuǎn)化為“科技”。實際上科技在中國人心目中其實就是技術，是吧？我們說的高科技產(chǎn)業(yè)、高科技政策、高科技園區(qū)，其實就是技術產(chǎn)業(yè)、技術政策、技術園區(qū)，所以“科技”和“科學”不分，其實就是以技術來代替科學，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2、誤解之二：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態(tài)度
第二個誤解是我們對科學的態(tài)度往往是比較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
我們最喜歡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ǎn)力”，其實這個說法并沒有區(qū)分“科學”和“技術”，我們認為是一回事兒，科學就是技術，技術就是科學，但實際上，二者是不一樣的。技術當然是生產(chǎn)力，這沒有問題，現(xiàn)在的經(jīng)濟進步主要通過技術革新來取得，所以現(xiàn)代的經(jīng)濟都是技術創(chuàng)新驅(qū)動型的。
有些科學可以轉(zhuǎn)化為技術，比如說當代最典型的計算機科學和生命科學，這兩大科學能很快轉(zhuǎn)化為技術，所以你說它是生產(chǎn)力毫無問題。還有一類科學，它暫時不能轉(zhuǎn)化為技術，也許未來可以轉(zhuǎn)化，這一類你說它是潛在的生產(chǎn)力，也還說得過去。
但是現(xiàn)在的問題是，在自然科學里面是不是還有一類科學，它現(xiàn)在不能轉(zhuǎn)化為技術，而且在可見的將來也不能轉(zhuǎn)化為技術？那這一類科學應該怎么看待？更糟糕的是，這一類科學可能就是最純粹的科學、最正宗的科學，也可能是諾貝爾獎主要獎勵的科學。這樣一來，這類不能轉(zhuǎn)化為技術、不能轉(zhuǎn)化為生產(chǎn)力的科學，在我們中國文化中是沒有地位的，它是一個空白、一個盲點。
而由于這些誤解，我們中國的科學發(fā)展就呈現(xiàn)出詭異的局面。一方面我們特別重視，現(xiàn)在國家的科技投入非常高，基本也趕上美國了，我們從業(yè)人口也很多，我們智力人口也多，但另一方面為什么就是不行？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1、原因之一：中國傳統(tǒng)文化
誤解其實不是個別人的偶然的誤解，而是一種文化傳統(tǒng)內(nèi)置的誤解。我想可以講兩個方面。
1.1 有技無科
第一個就是我們傳統(tǒng)文化本身就容易導致“科”“技”不分、“科”“技”相混淆。
中國文化是一個擁有豐富的技術傳統(tǒng)的文化，中國是個發(fā)明的國度，在近代之前1000多年時間內(nèi)，中國一向是以其精湛的技術而展現(xiàn)在世界面前的。
中國有兩張亮麗的名片，第一張就是陶瓷，china，中國的英文名字“China”就是陶瓷的意思；第二張就是絲綢，中國的另外一個名字叫“Seres”或者“Sinae”，和絲綢的“絲”是有關系的。
二者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獨門秘器，陶瓷極為精美，光潔、半透明，這樣的瓷器讓羅馬貴族崇拜得不得了；絲綢也一樣，而且西方完全不知道絲綢是怎么做出來的，羅馬帝國博學多識的普林尼也不知道，他以為在東方有一種樹能結出絲。他不知道絲綢來源于中國人民獨家馴養(yǎng)的一種昆蟲，叫做“蠶”。蠶吃桑葉，然后吐絲，絲可以用來做衣服。歐洲人根本沒法兒想象。整個農(nóng)耕革命以來，人類馴養(yǎng)了一大堆哺乳動物，馬、牛、羊等等，但只馴養(yǎng)了兩種昆蟲，一種是蜜蜂，東西方都有，另一種就是蠶，只有東方有。
所以中國靠這兩件亮麗的名片，在西方心目中成為了一個技術極為精湛的發(fā)明的國度，更不用說后面四大發(fā)明推動了歐洲巨大的革命了。
總的來講，在1500年以前，我們可以說東方的技術整體是高于西方的，在此之前的全球技術的轉(zhuǎn)移，一般我們說是“東學西漸”，所以中國是一個技術很發(fā)達的國度。
但是中國并沒有“科學”的傳統(tǒng)，既沒有一個職業(yè)被稱為科學，也沒有一些人被稱為科學家，也沒有一個部門來掌管科技政策。今天我們推崇的那些被稱為科學家的人，都是后人追認，當時他們自己并不知道這一點。比如張衡，他當時是大詩人、大文豪，他的《二京賦》這些作品，洛陽紙貴，但當時并沒有認為他是個科學家。往近的說如徐光啟，往中間的說如祖沖之，他們做的工作今天看來都是非常杰出的科學工作，但是他們自己并不知道“科學”這個詞。
“科學”這個詞來自日本對“Science”的翻譯，由留日學生傳回中國。1895年，康有為第一次把“科學”這個詞列在他的《日本書目志》里面，中國人才知道有這個詞。在1895年以前，中國人對西方的學問不叫“科學”，叫“格致學”，叫“格物學”，叫“賽先生”，叫“賽因斯”……最后統(tǒng)一叫“科學”。日本翻譯的名字最后統(tǒng)治了現(xiàn)在中國很多的學術術語。
所以我們說中國古代是一個有著非常發(fā)達的技術傳統(tǒng)，但是沒有科學傳統(tǒng)的這么一種文化。
而一個文明在接觸外來文化的時候，它很容易用自己熟悉的方式來理解它們。一個外國文化我們沒有，為了理解它，我們就把它套到我們有的東西上，比如美國的“President”，我們就叫它“美國皇帝”，因為我們中國只知道一國之主就是皇帝，所以“President”也是皇帝。后來發(fā)現(xiàn)“President”老換人，老換就不像個皇帝的樣子，就給它起個新的名字叫“總統(tǒng)”。但其實我們知道，這是中國文化對美國“President”這個職位的一個非常強的誤解，到現(xiàn)在我們中國人對美國總統(tǒng)的地位角色都不是特別清楚，老覺得他說了算，是“總統(tǒng)”，但美國總統(tǒng)其實既不“總”也不“統(tǒng)”，美國的政體架構三權分立很厲害的，總統(tǒng)只是相當于一個國家的CEO罷了，他并不是最高權力。我們經(jīng)常認為總統(tǒng)說的話表的態(tài)，就代表這個國家，其實不然。這個跟我們非常深刻的一些文化差異是有關系的。美國總統(tǒng)住的一個房子叫“White House”，我們中國人把它譯成“白宮”，但我們知道“house”根本不包含“宮”的意思，只是我們早期覺得美國一國之主住的房子怎么著也是宮殿才對，所以愣是把它翻譯成白宮，其實人家根本沒有宮的意思。
我舉這個例子的意思是，我們中國人很容易以自己熟悉的方式來理解對方的事情，而我們熟悉技術，我們不熟悉科學，所以我們用對技術的態(tài)度、對技術的方式來理解科學，這是非常正常的，這是第一個方面。

1.2 對知識的功利主義態(tài)度
第二個方面是中國文化本身對知識就有一種非常強烈的功利主義態(tài)度。
大家知道，中國人特別喜歡強調(diào)的是“學以致用”，重在“用”，“學”本身并不是目的，“學”是手段、是工具，目的是“用”。讀書做學問為了什么？當然是為了做官。做官當然是要為皇上分憂，為百姓操勞是吧？這個也是很高尚的事情。中國人講“學而優(yōu)則仕”，這充分說明了目標是“仕”，“學”是工具、是途徑。所以古人勸學是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鐘粟”，讀書的目的并不是讀書本身。
所以我們經(jīng)常問小朋友，你為什么要讀書啊？多數(shù)人會說為了振興中華而讀書，為了民族的復興而讀書；境界低一點的，也會說為了光宗耀祖、為了孝順父母；再差一點，也會說讀書是為了混口飯吃、養(yǎng)家糊口。很少有人說，我就是喜歡讀書——基本上我們中國文化不會認可這樣的回答，你如果就是為了讀書而讀書，那不是叫讀死書嗎？“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沒有出息。所以我們特別強調(diào)，書本身不是目的，讀書做學問都是為了達成另外的更高尚的目的的手段，所謂的“學以致用”。這對我們這些學文科的人是非常煩的一個緊箍咒，你想申請點課題，人家老問你這玩意兒有什么用，對國家有什么用，對國民經(jīng)濟建設有什么用？
過去我們學科學的一個主要功能是樹立正確的科學世界觀。我們中國人對哥白尼體系都特別熟悉，因為哥白尼告訴我們太陽是中心，地球不是，這個叫做科學的世界觀，所以我們學習這些東西對樹立正確世界觀有用。現(xiàn)在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所以你學什么東西都要問，對經(jīng)濟建設有沒有作用？都是這一套東西，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在基本上一脈相承。
所以我們對科學的這種功利主義態(tài)度是受傳統(tǒng)的影響的，傳統(tǒng)文化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強大的定式，我們把科學看作是一種提高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創(chuàng)造財富的一種手段。

 2、原因之二：接受西方科學的特殊歷史遭遇
第二個原因在我看來是和我們接受西方科學的遭遇有關系。
2.1 第一次西學東漸（明末清初）
我們知道，西方科學并不是近100年才傳進來的，實際上最早傳進來是在明朝末年，明末清初就有耶穌會向中國傳教。耶穌會是天主教下面的一個支流，由西班牙人圣依納爵·羅耀拉創(chuàng)辦。16世紀是歐洲天主教會一個比較難過的時代，當時歐洲宗教改革如火如荼、風起云涌，新教把天主教徒都給吸引走了，要踢開天主教會，不聽羅馬教會的話，所以天主教會損失很大。天主教會里面有一些有識之士、有抱負的人決定要忠于天主教，羅耀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創(chuàng)辦了耶穌會，要招聘、訓練那些頭腦聰明、信仰堅定的有志青年到全世界各地傳教，力圖實現(xiàn)“歐洲的損失歐外補”的策略。
其中有一支有志青年就被派到東方來了。他們先經(jīng)過印度果阿，再到達中國，但是中國正好是閉關鎖國的明朝，不讓他們上岸，他們就又到了日本，在日本傳教。他們發(fā)現(xiàn)日本人當時非常崇拜中國文化，認為如果要在日本徹底地成功地傳教，必須要先打開中國的門戶，于是他們再回到中國，但還是進不去。早期有一位傳教士叫沙勿略，他在廣東的上川島上待了好長時間，一直不能上岸，最后病死在上川島上。據(jù)說他的墳墓現(xiàn)在還是朝著大陸的，覺得中國這塊磐石很堅硬。
但是一代又一代的傳教士又過來，最終他們還是上了岸。
第一代傳教士里面最有名的叫利瑪竇，可能大家都聽說過這個人。利瑪竇到中國來以后，他發(fā)現(xiàn)中國文化極為精深，極為博大，自成一體，中國人根本就不求人，對外來的文化都是當個玩意兒看一看。所以利瑪竇一開始帶來很多新奇的東西，吸引了一些知識分子的關注，比如地球儀、三棱鏡、自鳴鐘，這些東西我們中國人以前都沒有，大家都覺得挺好玩的，但是也就僅此而已。
利瑪竇想傳播的基督教，中國文化基本上是不接受的，所以他傳教非常困難。因此利瑪竇后來制定了一個策略，叫做“文化傳教策略”，希望先向中國的知識分子介紹西方的文化，取得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同，讓中國政府感覺到他們不是來自蠻夷之邦的，不是來自一個文化沙漠地區(qū)的，他們其實也是有一些值得中國重視和借鑒的文化的。這個工作就使得利瑪竇成為了我們說的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
這個策略有一個缺點就是傳教速度很慢。他先動員上流社會、知識分子階層來了解西方文化，讓對方對西方文化表示認可，甚至表示崇敬，這樣一來就順勢把對方給拉到教內(nèi)。
利瑪竇吸引到的最重要的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就是徐光啟。徐光啟后面官至宰相，是當時讀書人能做的最大的官了，而徐光啟也是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而且徐光啟還跟利瑪竇一起合作，做了很多中西文化交流的事情，最重要的一個就是共同翻譯了歐基里德的《幾何原本》。
他們還共同開啟了新歷法《崇禎歷書》的編制工作，簡單來說就是把西方的天文學引進到中國，以改善中國的歷法。為什么能夠更改中國的歷法？這與中國天文學的地位有關系。中國的天文學是關于通天的學問，而皇帝作為天子理當通天，所以皇帝特別重視天文學。但是過于重視也導致一個問題，就是官方壟斷了天文學知識的學習和傳播，歷朝歷代皇帝都是嚴禁民間私習天文的，天文學家如果有能力和才干的話，只能在皇宮里面干這個事情。這就導致了天文學家在學術上近親繁殖，結果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明代，皇家天文學家的水平都已經(jīng)很差了，很多基本的天象預報都不準，特別是皇帝尤其重視的像日全食、月全食這樣的異常現(xiàn)象都嚴重不準。
而利瑪竇來了之后立即發(fā)現(xiàn)了這一點，他用他學習到的一點點天文學小試牛刀，就馬上震驚了當時的中國天文學家。他發(fā)現(xiàn)，如果要在明朝立足的話，必須通過天文學的知識來征服皇上。于是他馬上給歐洲總部寫信，要求總部派很多有數(shù)學和天文學天賦的人過來。這些人果然就征服了中國皇帝，中國皇帝發(fā)現(xiàn)這幫人還是有一股能耐，這個能耐我們中國自己人還不具備。
所以在徐光啟等人的努力下，明朝開始重新編制歷法，一直到崇禎年間，《崇禎歷書》終于編制成功。但是非?？上У氖牵冻绲潥v書》從來沒有頒布，因為崇禎本人性格優(yōu)柔寡斷，而且他身上有很沉重的文化包袱，他覺得西洋歷法再好，也不是我們中國本土的東西，他覺得他的皇帝的地位是由上天授予的，而通天之術居然來自西方，這總有點別扭。所以他也很猶豫，從編出來以后一直就沒有頒布，一直到1644年他正準備頒布的時候，李自成打到北京了，崇禎吊死在煤山，所以《崇禎歷書》就從來沒有頒布過。
傳教士們把《崇禎歷書》保留下來，改了個名字叫《西洋新法歷書》，把它當投名狀一樣獻給順治皇帝，以此得到了滿清皇帝的重用。在順治朝，順治本人作為一個外來的統(tǒng)治者，他不像漢人統(tǒng)治者那樣有那么多的文化包袱，所以他全盤接受，把《西洋新法歷書》作為整個有清一朝的基本歷法。所以實際上我們清朝的農(nóng)歷歷法就已經(jīng)是用西洋天文學、以西洋天文學家為主編制出來的。
順治帝特別崇拜的傳教士叫湯若望，他就是第二代傳教士的代表。湯若望也是一個非常有學問的人，順治三天兩頭去拜訪，向他請教問題。在順治朝，傳教士們的日子很好，整個欽天監(jiān)，也就是國家天文臺，全是他們的人。
沒想到順治很快就去世，康熙年幼不能親政，鰲拜等人攝政。
在鰲拜等人攝政期間出現(xiàn)了一個人物，叫楊光先，是一個漢人知識分子。楊光先這個人也不大懂天文學，但是他就有那么一股勁兒，看不慣洋人在中國混。我們經(jīng)常說楊光先是整個保守派勢力的一個總代表，他講的一句話成了后代一些人的基本句式，叫做“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這個話大家聽起來有點耳熟是吧？文革有一句話叫“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就是楊光先的句式。包括現(xiàn)在的一些人說“寧要華夏不長草，也要奪回釣魚島”，也是這種句式。
楊光先就彈劾湯若望，說他居心叵測，居然在歷法里面摻雜了“西洋”二字，還找了其他很多茬子。鰲拜主持審判，判處湯若望他們凌遲處死。這讓孝莊皇太后非常著急，孝莊覺得自己欠湯若望他們一些人情，因為當年年幼的順治使性子不聽話、不以國事為重的時候，孝莊經(jīng)常會請求湯若望出面斡旋，因為順治比較聽湯若望的話。但是孝莊也沒有辦法。
但事有湊巧，就在湯若望要被凌遲處死當天，北京突然地震了，晚上又流星大作，孝莊就以此為理由叫停，說這兩件事事出反常，一定有冤。所以湯若望最后并沒有被處死，但湯若望手下的那些人，特別是一些中國天文學家都遭殃了，都被砍頭了。湯若望這件事情是滿清入關之后第一件轟動的案子，史稱“康熙歷獄”。
康熙后來智擒鰲拜之后開始親政，親政之后要平反冤假錯案，才開始重新處理湯若望這些事情。楊光先當然就被認為是不行的了，楊光先自己根本就不懂天文學，他主持欽天監(jiān)的時候，日食月食根本就報不準，所以后來康熙就把他開除回家了，并沒有給他很重的懲罰，他在路上死掉了。
康熙經(jīng)歷這個事情以后，覺得洋人那個東西還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晚上就經(jīng)常請傳教士來教他一些來自西方的數(shù)學和天文學的知識。這樣一來給現(xiàn)在的很多人造成一個錯覺，以為康熙特別重視科學，好像他理解了科學的重要意義一樣，這完全是一個誤解。
康熙腦子比較好，學起來比較快，他的確也學過一些西洋的科學，但是他完全沒有理解科學的重要意義，他完全沒有意識到科學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的重要意義，他的認知遠遠達不到與他同代的其他一些開明君主的水平，像當時俄羅斯的彼得大帝、法國的路易十四等君主都充分意識到了科學的重要性，開始辦科學院、開始招聘全世界的優(yōu)秀科學家，但康熙沒有。
康熙雖然學了一點科學，但他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國家振興，而是為了提升自己的文化自信。因為康熙是一個外來的入侵者，滿族是一個少數(shù)民族，他們的文化底蘊肯定是遠遠不能跟漢文化比的，所以他在浩瀚的博大精深的漢文化面前有深深的自卑感，因此他希望通過向傳教士學習一些東西來打擊漢人知識分子的囂張氣焰。所以滿清一朝規(guī)定，傳教士不能和漢人知識分子接觸，只能在皇宮里聽候皇帝的差遣。
康熙學習西方的科學，他主要的目的是在漢人知識分子面前賣弄，證明他比你行、你不懂?？滴躅^天晚上跟著傳教士學了一點幾何學，第二天上朝就要召喚滿朝文武中最有學問的人進來，說，愛卿聽說你學問很大，我問你，你能不能給我證明一下三角形內(nèi)角和等于180度？老臣當然說不懂不會，康熙就很得意。
康熙有一年在南京視察，在雞鳴寺也就是前朝的欽天監(jiān)，召見一位當時南京最有學問的老頭，問他說，昨晚見老人星在南京上空出沒，這是為什么？老先生就按照傳統(tǒng)的說法，說明君出世，老人星現(xiàn)，皇上您英明蓋世……就把康熙給吹了一通。結果康熙說，胡說！你們不知道吧，地球是個球體——古代人以前不知道地球是圓的，說“天圓地方”，天是圓的，地是方的——因此你越往南走，能看到的星星越多，越往北走，看到的星星越少，所以不是因為我英明蓋世你才能看到老人星，是只要在南京你就能看到，在北京就死活看不到。就這樣把人給教訓一頓。
所以康熙對科學的這種重視，完全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認識到了科學對于一個國家的未來發(fā)展的意義，他達不到這個層次，他完全就是為了個人賣弄和增強文化自信，他本人并沒有讓全國人民都學科學，相反他要讓傳教士不得與漢人知識分子私自接觸。在康熙朝，盡管西洋的傳教士混得還行，但是康熙限制他們的活動，讓他們在自己身邊聽差，而且他也沒有意識到要讓其他人都來學這個東西。
康熙朝雖然西洋科學傳進來了，主要用在天文歷法方面，但是他并沒有讓所有人都用這個東西。而且康熙發(fā)起了一場很古怪的運動，叫做“西學中源”。什么意思？因為來自西方的強大的天文歷法的技術，讓清朝政府感到不舒服：我們天朝大國自古以來都是文化中心，怎么可能有一個蠻夷之邦傳來的學術，我們以前不知道呢？這是肯定不行的。所以康熙就授意創(chuàng)立了一個說法叫“西學中源”，說西洋那些優(yōu)秀的天文學和數(shù)學技巧其實都來自中國。
“西學中源”說西洋的天文學、幾何學其實都來自中國古代的勾股術，《周髀算經(jīng)》都說過，所以今天我們把“畢達哥拉斯定理”叫“勾股定理”。但其實我們知道，勾股定理和畢達哥拉斯定理不是一個意思，勾股定理說的只是一個特例，“勾三股四弦五”，而畢達哥拉斯定理說的是任何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它的直角邊的平方和都等于斜邊的平方。“西學中源”說充分反映了康熙朝其實還是一個夜郎自大、文化自閉的狀態(tài)。
所以康熙晚年他對傳教士就很不耐煩了，因為傳教士來中國的目標就是傳教，傳播科學只是一個手段，是個順帶做的事情，傳教才是主業(yè)，而一旦傳教就比較麻煩。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之間往往就出現(xiàn)分歧紛爭，因為在中國人看來，基督教信仰這個玩意兒很古怪的，它人人平等，到了教堂里面，所有的男的都成為兄弟，不管是爺爺還是舅舅，所有的女的都是姐妹，不管是外婆還是姑媽，這樣在中國儒家看來就完全是沒大沒小，胡來，所以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之間紛爭不斷，讓康熙覺得很頭疼。
他后來就想，算了，你們就不要在這混了，于是到了1721年，康熙下令禁教。禁教最終是由他的兒子雍正完成的，1723年雍正正式驅(qū)逐傳教士。
140年之久的西學中漸第一波浪潮無疾而終。沒有發(fā)生什么大的沖突，沒有暴力、沒有武力，就是文化融合過程中，我們表示不在乎、不喜歡、不愿意，就把他們趕走。
這充分說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西方的科學到中國來了，但是沒有被看上，沒有被關注。馮友蘭先生曾經(jīng)的有一個論斷，他在1922年的一篇論文中說，中國古代為什么沒有科學？答案是中國文化就其文化精神而言，它根本不需要科學。

左邊是利瑪竇，右邊是湯若望。我們看到，湯若望的畫像里面全是儀器設備，地上放著地球儀，桌上放著天球儀，手上拿著星盤，墻上掛著的世界地圖等等。

康熙朝第三代傳教士的代表叫做南懷仁，他監(jiān)制了8件大型的天文儀器，現(xiàn)在還放在北京建國門附近的古觀象臺上。

這是傳教士的墓地，利瑪竇就埋在這里，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為一個外邦人專門設置一個墓地。這個地方現(xiàn)在還在北京市委黨校里面。

2.2 第二次西學東漸（1840年至今）
第一次西學東漸表明我們中國人對西方科學并無興趣。
時間到了1840年。1840年這個關口非常重要，它是西學東漸第二波的開始，在這一波浪潮里面，中國人民的科學態(tài)度完全轉(zhuǎn)變，變得極其重視、極其推崇，從那之后近200年，甭管你是左派右派，不管你是激進還是還是保守的，無論是革命還是反革命的……無論什么政治派別，什么文化流派，對科學都是畢恭畢敬的，都喜歡科學，都認為科學是個好東西。
從上個世紀20年代以來的“科學救國”到80年代以來的“科教興國”，科學在中國的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中始終保持一個很高的地位，甚至民間也一樣，民間對科學研究是特別地發(fā)自內(nèi)心地喜歡。
中國到現(xiàn)在還有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法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普及法》。《科普法》規(guī)定，人人都必須熱愛科學，也就是說，如果你不熱愛科學，屬于違法行為。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沒有像這樣以法律的形式要求每個人都熱愛科學。我們中國人的確也是熱愛科學。
如此熱愛科學的政治動機和態(tài)度從何而來？那就得說到1840年以后，中華民族痛苦的歷史遭遇，就是不斷地挨打，不斷地簽訂城下之盟，不斷地簽訂屈辱的條約。沒辦法，你技不如人打不過人家。為什么打不過？開始以為是缺少現(xiàn)代的武器。當時認為,要捍衛(wèi)國家尊嚴、保持文化發(fā)達，就要“師夷長技以制夷”——洋務運動的基本口號，學習洋人的長技來反制洋人。什么是洋人的長技？無外乎4個字：“船堅炮利”，都是我們沒有的，所以要學習造船、造槍、造炮。洋務運動基本的任務就是開礦山、修鐵路、辦工廠，尤其是辦兵工廠、造船、造槍、造炮，同時送人出去學習。出去學習的人回來說，要做到堅船利炮，不光要工藝先進，還需要學習三門叫“科學”的學科，就是數(shù)學、物理、化學，這三門對于造船、造槍、造炮都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民間就有一種俗語叫“學好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要害是“怕”字。為什么學一樣東西是為了“不怕”？因為中國人學數(shù)學物理化學并不是熱愛數(shù)學物理化學，而是因為學了這個之后我們就有底氣，就不怕跟你開戰(zhàn)，就可能抵御外來的侵略，使我們的民族更加強大。
所以我們看到，“師夷長技”背后深刻的動機仍然不是因為熱愛科學本身，而是要挽救民族的危亡、振興我們往日之雄風。
因此在第二次西學中漸的過程中，科學仍是以力量的方式來出現(xiàn)的，什么“科學就是生產(chǎn)力”“科學就是力量”，力量很重要。
我經(jīng)常講，有三位中國人民特別熟悉的科學家，代表了中國人對科學家的主要想象。
錢學森先生可以說最具有代表性，他智力超群，深入敵國學習到先進的科學技術，然后毅然回國組建導彈部隊。錢學森先生在中國人心目中是最典型的科學家形象，因為我們早年學科學就是因為我們打不過他們，現(xiàn)在我們學會了他們的高精尖的技術，回來就發(fā)展我們的國防技術。
袁隆平先生也代表了中國人對科學的想象，老百姓認為他可以提高水稻產(chǎn)量，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所以袁隆平先生也是被尊為“科學之神”，是科學家的代表。
第三位年輕人可能不大了解，就是陳景潤先生。陳景潤曾經(jīng)是80年代最有名氣的中國科學家，他之所以會有那么大的名聲，也跟當時中國人的社會狀況有關系。
陳景潤成名在七十年代后期，當時中國剛剛打開國門，準備對外開放。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人，精神變得很萎靡，因為過去我們關起門來爽，覺得自己挺不錯的，我們是過得極為幸福的生活，而全世界有5/6的人或者4/5的人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我們?nèi)ソ夥?，打開國門一看原來不是這樣，所以很不開心。
這個時候需要有一些振奮民族精神的舉措。當時80年代中國女排曾經(jīng)是中國民族精神的主要支柱，而除了體育界，科學界也需要有人，后來發(fā)現(xiàn)陳景潤是個非常好的例子。
陳景潤從事的是數(shù)論研究，數(shù)論里面有個“哥德巴赫猜想”，說的是任一大于2的偶數(shù)，都可以表示成兩個質(zhì)數(shù)之和。這事聽起來很簡單，但是死活不能證明，到現(xiàn)在也沒法證明。陳景潤獲得了最好的最接近的一個結果，就是任何一個偶數(shù)可以寫成一個質(zhì)數(shù)加上兩個質(zhì)數(shù)的乘積之和，寫成“1+2”。
數(shù)學有個特點，它有點像江湖，你武功高就是高，一個題你做得出來就做得出來，做得不出來就做不出來，所以數(shù)學特別讓人過癮。而陳景潤的這個工作成果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別人做不出來我們做得出來，所以包括我本人在內(nèi)的當時的年輕人都崇拜的不得了，認為他為國家長臉、為民族爭氣。
所以三位科學家代表了中國人對科學家和科學本身的一種預期：你從事科學研究，要么可以增加我們國防力量，要么可以搞飯吃，解決民生問題，如果你既不能打人，也不能搞飯吃的話，你得讓我們長臉，讓我們覺得很有面子。但如果既不能增強國防實力，又不能解決民生問題，還不能為民族長臉的話，我們就不知道為什么要做科學。
所以科學在中國的這種特殊的遭遇，使得我們剛才所說的誤解和誤讀成為一個非常常見的現(xiàn)象。
正本清源：回到西方語境
要糾正這種誤解，需要回到一個西方的語境。
首先我們要講兩個重要的命題。
第一個命題，科學和技術是不一樣的，技術普遍存在，而科學十分稀罕。
技術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人和動物的根本區(qū)別就在于人有技術，動物基本上沒有。過去我們認為只有人會制造和使用工具，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某些靈長類動物也能偶爾地臨時地使用一點，只有人持續(xù)不斷地使用技術。所以技術是普遍存在的。一個民族一個文化，無論是什么發(fā)展水平，總有它的技術傳統(tǒng)。
科學則不是這樣。科學在人類的發(fā)展過程中并不是一個標配，而是西方文化特有的一個稀罕的現(xiàn)象?？茖W發(fā)源于公元前6世紀的古代希臘地區(qū)，在此外任何地方都沒有科學傳統(tǒng)，不僅是我們中國古代沒有科學，四大文明古國的古代都沒有科學。
第二個命題，技術是生產(chǎn)力，但科學不一定是。
在19世紀以前，科學基本上是無用的。牛頓是16、17世紀的人物，牛頓力學是物理的奠基之作，但是在當時的英國社會毫無用處，它并沒有為英國經(jīng)濟做任何貢獻。牛頓本人對英國經(jīng)濟有點貢獻，因為他后來擔任皇家造幣廠廠長，利用他的知識來整頓幣制，改善了英國的金融環(huán)境。
到了19世紀，以電磁學轉(zhuǎn)化為電力工業(yè)和電訊業(yè)、化學轉(zhuǎn)化為化學工業(yè)、實驗生物學轉(zhuǎn)化為實驗醫(yī)學為標志，科學才開始全方位轉(zhuǎn)化為技術，才真正成為了第一生產(chǎn)力。
但在此前的2000多年，科學都是沒用的。那么，在科學沒有用的這2000多年間，西方人為什么把自己最優(yōu)秀的頭腦送去學習科學、發(fā)展科學？我想這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
要理解什么是科學，首先要理解科學得以出現(xiàn)的文化土壤是什么。缺乏文化土壤，就沒有發(fā)展科學的動機，因為科學的動機開始并不是技術的動機。
古代那些偉大的帝國，它的偉大靠的都不是科學，而是物質(zhì)技術或者社會技術。我們知道羅馬帝國打遍天下無敵手，把地中海變成了內(nèi)湖，成為地中海大帝國，但是羅馬人并不喜歡科學，甚至希臘的科學在他們手上都給丟掉了。羅馬靠什么偉大？軍團和法律。軍團去征服，法律來統(tǒng)治。蒙古人是真的打遍天下無敵手，創(chuàng)造了極為龐大的蒙元帝國的版圖，但蒙古人科學一竅不通。蒙古靠什么偉大？馬匹和騎兵。我們中國古代也非常偉大，我們靠的是偉大的文教傳統(tǒng)。
所以科學在世界歷史上并不是一個國家發(fā)達強盛的唯一的要素?？茖W在19世紀以后成為重要的國力象征之后，我們很多人就認為歷史上也是這樣，這是不對的。
如果我們不能理解科學出現(xiàn)的原因，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就總會誤解科學，總是錯失科學，那樣即使以舉國之力發(fā)展科學，我們也拿不到諾貝爾獎。

02科學的人文起源

我們知道，文化的角度是理解人性、人生的一個基本路線，因為科學也是人類的活動。人類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不僅僅是因為你作為動物要吃喝要生存，人畢竟比動物要多不少的問題。如果你總是把人還原到吃的層面上，活命要緊，那就是個動物。
人和動物的根本區(qū)別是什么呢？很簡單，人是有文化的。什么叫有文化呢？文化的意思就是后天的教化，它不是與生俱來的東西。我們知道人和其他動物的根本區(qū)別就在于人不可能單憑體內(nèi)的DNA就變成這個樣子，人都是通過文化來變成這個樣子，由于文化具有多樣性，所以人也具有多樣性。文化的差異使得人和人的差異遠遠大于人和動物的差異。
人和人的差別，不同人群和不同人群的差別遠遠大于人和動物的差別，因為人首先不是一個單純的動物，他是一個文化的存在。那為什么動物不是個文化的存在？首先這和我們進化過程中的某些特殊經(jīng)歷有關系。
回顧進化史，人類的進化是一個非常奇怪的進化。人類第一次進化是直立行走，而直立行走其實是反自然的，所有的哺乳動物都是趴著走路，它們的懸掛結構是最合理的。受到地心引力的影響，人類直立行走會使脊椎系統(tǒng)受到很大的壓力，我們現(xiàn)在總是感覺肩膀啊腰啊哪哪都有點問題，就是因為我們本來應該趴著走，非要立著走。
人的第二個進化就是腦袋變大。人類的腦袋大得驚人，一個成年人現(xiàn)在的腦量是1450毫升，而類人猿只有300多毫升，我們要大好幾倍。
大腦袋現(xiàn)在我們覺得很了不起，智人種，有智慧，但是不是一定了不起也不好說，因為人體儲藏的能量就這么多，腦袋用多了，其他地方就少，腦量發(fā)達，肌肉就不發(fā)達。而且大腦雖然體積不大，耗能很大，跟機器里面CPU似的，非常耗能，如果把你放在大猩猩旁邊的話，你和大猩猩究竟誰能活下來還很難說。
這兩次進化之間，人類就習慣了一種沖突，就是腦量變大和直立行走之間存在尖銳的矛盾。
直立行走會帶來人體骨骼的全身變化。第一點變化就是我們可以講話了。不要以為我們講話很容易，講話首先依賴于我們的口腔系統(tǒng)里面有足夠松弛的空間，我們在趴著的時候口腔空間是擠在一起的，所以動物發(fā)不了非常復雜的聲音，站起來之后整個口腔系統(tǒng)變寬敞了，我們就發(fā)育了非常靈巧的發(fā)音器官。
不僅如此，最大的一個改變就是為了直立行走，我們的盆骨變窄了。盆骨變窄，腦袋又大，后果是什么？當然就是人類女性的難產(chǎn)，生不出來。所以在動物界，人類的難產(chǎn)是一個特殊的現(xiàn)象，動物界基本上沒有難產(chǎn)問題，而人類女性的難產(chǎn)是個普遍現(xiàn)象，在現(xiàn)代醫(yī)學發(fā)展之前，基本上我們都有親戚曾遭遇難產(chǎn)。
而對此進化其實已經(jīng)做了很大的努力。自然界中，腦袋越大的物種，嬰兒的孕育期越長，那么人類有1450毫升的腦量，按道理嬰兒在娘胎里應該孕育21個月才算足月，但是21個月的腦袋是任何人類的母親都生不出來的，怎么辦？進化采取的策略很簡單，就是讓那些有早產(chǎn)基因的人活下去。所以在座的諸位，我們都是早產(chǎn)兒。
因此人類的嬰兒生下來以后，基本上還沒長成人，不是個人樣，既不會開口講話，也不會直立行走，還不具備人這個物種應有的一些基本的能力，而動物生下來之后，基本上就按照DNA的趨勢，該干嘛干嘛。只有人生下來以后，還是一個半成品，沒有養(yǎng)成，需要后續(xù)漫長的養(yǎng)育，因此我們就組建了家庭，還有搞出了社會協(xié)作等一大堆事情。
所以人類特殊的進化歷程導致了一個十分嚴重的后果，就是人類需要通過外部的文化教化的方式來使自己變成個人樣兒，人不能夠自動地自然而然地變成人。孩子生下來以后，如果你不養(yǎng)他，他就不會長大，他可能死掉，或者被別的動物叼走跟著別的動物長，被狼叼走就變成狼孩，被狗叼走就變成狗孩，總而言之，你得被人養(yǎng)，你不能自動成為人。
因此在人這個環(huán)節(jié)里面，文化、文字很重要。不能把人當做單純的動物來理解，有吃喝能生存就不錯，人首先要做“文”的事?！拔摹本褪侨祟惡筇斓耐獠康囊环N教化方式，而這種教化方式對人是至關重要的。
人因為腦袋特別發(fā)達，在活著的時候就知道自己會死，而人在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就會思考，活著的意義是什么？既然早晚要死，為什么不現(xiàn)在死了算了？所以人的存在方式，就首先內(nèi)置了一個文化，告訴你這樣活著是有意義的。
我們說人的特點是可以成為任何東西，成為男孩女孩，成為好人壞人，成為東方人西方人，甚至還可以不是人。動物不可能不是動物，你從來不會罵一頭豬，說你真不是個豬，一日為豬終身是豬，它變不了，但是人就不一樣，人可以不是人。你罵一個人不是人，前提是他可以不是人，否則你豈不是罵得很荒謬？說一個人不是人的意思，是說他沒有長成我們特定的文化所希望的人的樣子。
那么問題就來了，這個東西是什么？我們講科學就要著眼于這個問題，否則就沒辦法解釋為什么一種文化會產(chǎn)生科學，而我們中國文化里沒這個東西。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智力水平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愿不愿意振興國家，使老百姓富足的事情，而是一個文化的取向問題。這種不同的取向造就了人生活的意義，讓一個人在終將面臨死亡情況下，仍然活得有意義，活得有滋有味，活得朝氣蓬勃。

03古代中國為什么沒有科學

為了講解這個事情，我們先簡單回顧一下中國文化，以此來探討為什么古代中國沒有科學。

比如說“重農(nóng)抑商”，中國文化對商業(yè)對商人是非常鄙視的，甚至有妖魔化的傾向。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上不是一個經(jīng)商的好環(huán)境，商業(yè)搞大了你就有危險，很多老百姓也認為商人都不是好東西，把他們財產(chǎn)分了我們都沒意見。中國文化里面就有一種重農(nóng)抑商的基因，古代說“士農(nóng)工商”，商人排在末流，古代某些衣服只有官員才能穿，某些車只有官員能坐，商人你就是再有錢也不許私自穿絲綢、坐高檔車。
其次是缺乏海洋文化。中國并不缺海，中國有漫長的海岸線，但是我們的農(nóng)耕文化對海洋充滿深深的恐懼，我們對海洋缺少認知，缺少理解。除了東南沿海的福建等少數(shù)地方有一點點航海的歷史和文化之外，整個漢民族對海洋基本上是認知不多的，明清兩朝甚至以國家的名義發(fā)布海禁政策，這在世界歷史上也是非常少見的。以至于到今天，我們說中國的國土面積，就說的是960萬平方公里，把我們的海洋都給丟掉了，我們對藍色國土基本上沒概念，究竟多少我們也說不清楚。
第三就是以長城劃地為牢，與游牧民族一刀兩斷，井水不犯河水。這是我們農(nóng)耕民族的一個本能反應，但其實對于游牧民族來講，我們的邊界都是在馬蹄之下，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人造的建筑可以幫我們劃定邊界。
我們看到所有這一切都表達了農(nóng)耕文化的特點。
極端的農(nóng)耕文化會在兩個方面體現(xiàn)出來。
第一個是民以食為天，糧食生產(chǎn)是農(nóng)耕社會的主要的內(nèi)容。
人類在12000年以前發(fā)起了農(nóng)業(yè)革命，這場革命改變了人類自古以來的采集狀態(tài)，進入糧食生產(chǎn)狀態(tài)。我們曾認為它是一次進步，但現(xiàn)在看來也不一定是進步，農(nóng)耕時代其實開啟了農(nóng)民的悲慘時代。
在采集時代，人類從來沒有饑餓、饑荒的問題，所謂我們的先民在遠古時期朝不保夕、饑寒交迫，其實都是我們農(nóng)耕社會帶來的一些想象?，F(xiàn)在有足夠的證據(jù)表明，在采集時代，人類其實是營養(yǎng)豐富、人高馬大的，人是遷移的，吃光了這塊兒吃那塊兒，而且食譜廣闊。
而農(nóng)業(yè)革命帶來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定居后就不能動了，周邊都吃光了，就只能種田，而種田在古代技術水平上就只能靠天吃飯，可能有些人豐收，有些人不豐收，所以饑餓是農(nóng)業(yè)社會的標配。
古代中國的農(nóng)書里面都有一章叫《荒政》，“荒”就是“饑荒”的“荒”，隨時要為哪一年糧食欠收做好準備，哪些樹皮可以吃，哪些平時不吃的草到時候也可以吃。
所以中國人作為農(nóng)耕民族，它是有強烈的饑餓基因的。像我們這一代小時候都是挨餓的，導致現(xiàn)在吃飯有個很不良的習慣，本來已經(jīng)吃飽了，還要再多吃幾口，這就是有饑餓基因帶來的。
這是糧食生產(chǎn)的部分。
對于文化類型來講，最重要的還不是這一部分，而是定居生活。中國文化的定居生活，締造了中國人的定居文化。農(nóng)業(yè)社會要種田，由于和田地、土地綁定在一起，我們的文化打上了很強烈的定居的烙印，以至于我們的文化把幸福生活的標配說成是“安居樂業(yè)”，“安居”就是待著不動，不要亂走。相反，你到處亂走，離開故鄉(xiāng)，那屬于不幸的生活，我們有很多詞，像什么“顛沛流離”“背井離鄉(xiāng)”“流離失所”，都是很不好的事兒。我現(xiàn)在開玩笑說我湖北人在北京待了大半輩子，所以流離失所，背井離鄉(xiāng)了。但是古人也有一種說法，就是如果你為了給皇上效勞、為國家操勞，那背井離鄉(xiāng)是可以的，自古忠孝不能兩全。但是你退休以后，你不再做官以后是應該葉落歸根的，回到你的故鄉(xiāng)，回到你出生的地方，跟父母待在一起，或者死后跟父母埋在一起。這是中國人的典型的生活，就是故土意識非常強烈。
我們簡單總結。中國的農(nóng)耕文化，過分地排他。中國是典型的定居社會，你生活的周邊全是熟人，不是直接熟人，就是間接熟人，八竿子都能打得著。兩個陌生人見面，首先就問能不能找到共同的熟人，一般都能找到。所以中國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而熟人社會是血緣社會的一種表現(xiàn)。
在人類的很多文化中，血緣都在淡化，而我們中國文化中血緣卻進一步加強和鞏固，讓我們的血緣稱呼非常復雜。比如父親的兄弟，比父親大的叫“伯父”，比父親小的叫“叔父”，父親的姐妹的丈夫叫“姑父”，母親的兄弟叫“舅舅”，還有什么“表叔”“堂叔”……一大堆。英文很簡單，“uncle”全解決。
為什么英文一個“uncle”就完了，我們要那么多？早期中國人是認為英國人好像比較野蠻，人情比較淡，分不清楚姑父和舅舅，其實人家不是分不清楚，而是沒必要去分。我們?yōu)槭裁从斜匾?？因為中國的文化就是這樣，大家混在一起過日子，就要分一個親疏遠近，就要基于血緣來締造你的生活意義。
所以中國的血緣文化轉(zhuǎn)化成了“親情文化”，血緣的關鍵不是生物學上的生養(yǎng)關系，而首先是一種親情關系。血緣親情在儒家看來就是最基本的。所以人是什么？在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看來，人的本質(zhì)就是有情有義有愛，有情有義有愛是為人，無情無義無愛是為禽獸，所以在中國對“人”的定義里，“人”的反義詞是“禽獸”，我們說一個人無情無義，那就與禽獸無異，是“衣冠禽獸”。但是佛教進來以后對此做了一些修正，認為禽獸也是有情有義的，你不能罵禽獸，所以之后說人不是人，得說他禽獸不如，意思都是一樣的。
所以在中國文化里面，情感至上?！扒槔矸ā比?，在我們看來，“情”是至高的，“理”其次，“法”最低。

儒家人文：仁-禮
儒家對此做了一個總結，“仁者，人也”。人的本質(zhì)、人的本性是什么？有仁愛精神。“仁”就是“愛”，這個“愛”不是基督教所說的上帝面前的平等權，也不是我們今天熟悉的男女之間的性別之愛，它其實是一種基于血緣關系的親情之愛。
基于這種親情之愛，能自動生成一種有差距的愛的格局。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實說的是一種類推關系，你愛自己的父母，你當然也對天下的老人都比較尊敬，你愛自己的孩子，你當然也對天下的小孩都有愛護之心。
但是這里面的要害是，愛有差等，你不能一視同仁地去愛所有的人。你的情感資源是有限的，你的物質(zhì)資源也是有限的，你能奉獻出來給他人的糧食也是有限的，對于有限的資源，一定要以某種恰當?shù)姆绞絹磉M行分配和表達，所以你必須懂得有親疏遠近，你必須知道親親而疏疏，而不能倒過來親疏而疏親。
我們經(jīng)常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而這當然也是成為一個中國人的首要問題。因此我們看到，作為一個中國人，終其一生，他的主要任務和使命就是要了解與他人的關系，調(diào)節(jié)自己的行為，然后恰如其分地、得體地、體面地、不偏不倚地、中庸之道地處理與他們的人際關系。
所以中國人做人，首先是要處理人際關系，怎么處理？要學禮儀。中國是個禮儀之邦，舉手投足、一言一行都透著“禮”的要求，這個禮儀背后是你跟他人之間的一種親疏遠近關系的調(diào)節(jié)。
由此儒家構成了一個特殊的人文結構，叫倫理結構。儒家的人性理想就是要你成為一個有愛心的人，實現(xiàn)這個理想的方式就是讓你學禮，讓你成為一個彬彬有禮的人，讓你能夠在不同的行為中做到有禮有節(jié)。因此，倫理學當然就成為了儒家的第一學問。
所以科學里的那些對于宇宙奧秘的探求，對于某些純粹理論的研究，都不在我們這個范圍內(nèi)，中國文化都無感，都不知從何說起，所以我們只能把它當作一個好奇的東西、一個新奇的玩意兒來看待，沒法內(nèi)化進入我們的文化之中，沒法成為我們文化真正的內(nèi)驅(qū)力。
相反，在處理人際關系方面，在人情社會、人情世故方面，我們中國人都是高手，因為做人的定義在中國人看來就是處理好不同的人際關系，人際關系是我們中國人成為中國人的一個首要的問題。

（為什么科學沒有誕生在古代中國，而是誕生在古希臘？講座第二部分即將發(fā)出，敬請期待）